1948年初冬的南京，入夜后夹着江风的冷意。正是这一年，陈诚结束了在东北的潦倒战事，带着尚未痊愈的胃病赶回上海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对蒋介石作了“统帅无方”的自我检讨；私下却向友人叹气：“再无兵可用，还谈何收复失地？”这句半怨半悔的话，成为他命运急转直下的前奏。
回沪后，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江湾医院做了十二指肠溃疡手术。手术虽成，麻烦却紧跟而至：职务被一撸到底，经济来源枯竭，昂贵的医药费让这位“不要钱肯苦干”的将领头一次体会到囊中羞涩。儿子陈履安后来回忆，父亲在病房里连住院押金都要向同乡借，“手边真是一文未名”。家乡青田山清水秀，奈何医疗条件落后；留在上海，每天床位费就让人犯愁。
正在他犹豫不决时，宋美龄以探病为名匆匆拜访，留下几句“先顾好身子”的叮嘱后，转身将情况禀报给蒋介石。蒋当天批示，拨一笔专款，安排陈诚赴台湾静养。10月中旬，病骨支离的陈诚在基隆港登岸，他的身后只带着几只行李箱——这是后来那段“被派驻台湾”传闻的最早影子。
当时的台湾相对平静，海峡对岸却烽火四起。省主席魏道明接风时开门见山，递给他一份刚到的电报：“委员长已示意，你我或将交接。”陈诚一听愣住：“我这病怏怏的身子，还能干吗？”魏道明苦笑，只回一句：“命令已在路上。”不到两个月，南京果然发来密电，蒋介石明确写道——“此为命令，非接不可”。
表面看，这是委以重任；深想，却像一枚保险。1949年1月5日，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，15天后蒋介石宣告“引退”。从时间差里不难读出奥妙：眼见三大战役全盘皆输，蒋需要在海外留一块可立足的土地，而属意之人必须符合三条：黄埔系出身、浙江同乡、个人绝对忠诚。陈诚恰好全部符合，加之与蒋家“翁婿”之谊，更添筹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诚到任时，台湾的政局并不算平稳。2·28事件才过去两年，戒严阴影犹在，军公教对外省将领并不友善。但陈诚擅长以勤俭自持作“信用担保”。他住进台北士林简朴的草山官邸，家具多半是旧货，人称“新官府旧家具”，无形中化解了部分排斥情绪。
他随后推出“三年建设计划”：先稳粮，再整军，最后抓教育。最抢眼的是“减租、平粜、扶农”。1951年发放的“公地放领”条例，被视为台湾土地改革的起点。有人批评这只是把日本遗留的四大殖产公司的股票分给地主，农民实惠有限；但粮食增产50%的数字，又让支持者坚称成效斐然。陈诚本人评估：“此举非全功，然总好于坐以待毙。”
在这些政策背后，还有390万盎司黄金的暗流涌动。1949年夏天，海峡风高浪急，国民政府分批将黄金、外汇及古物装船南撤。多年后，陈履安坦言：“那些金条救了台湾，也让无数大陆同胞空了库房，这是事实，想抵赖也难。”这番话将父亲当年身处漩涡中心的复杂角色，袒露无遗。
陈诚与蒋介石的羁绊，其实远早于台湾。1925年棉湖之役，陈诚炮兵连一役力挽狂澜，才获得蒋的关注；1930年中原大战，他拿下郑州，蒋立赠巨额奖金，而他分半数嘉奖兄弟部队。此后一路官运亨通，警卫司令、十八军军长、三级上将，小委员长的称号也随之而来。太显眼的恩宠，终成东北溃败时铺天盖地的指责源头。
对于“奉命赴台”之说，若把镜头拉回当时，答案并不难得出。1948年底，蒋仍寄希望于“长江天险”，认为可以据江自守；派陈诚“预先筹划台事”的战略思维，并未形成。陈诚之行，更像一次走投无路的疗养之旅。命运的转折，发生在他迈上台湾土地后，才被蒋抓住顺水推舟。
有意思的是，纵使陈诚后来位居“行政院长”“副领导人”，也始终把自己当救火队长，凡事躬亲。1965年3月5日，肝癌夺走他的生命时，年仅68岁。蒋介石亲临灵前默立，嘱咐“必以国葬规格”。
回望全局，陈诚“被派往台湾”一说，更多是战局逼出的结果。若非胃病缠身、囊中羞涩，他本可能仍在上海辗转。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如此：一张病榻上的机票，竟成了国民党最终的退身之路。其子的一句“‘总统’给了点钱让父亲去养病”，无意间揭开了真相，也为这段尘封往事添上了最后一块拼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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