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3年5月24日凌晨两点，石牌东岸的临时指挥所里，一名姓程的中尉趴在弹箱上写家书。“娘，我若不回，就把这封信烧了吧。”旁边的电话兵轻声嘀咕：“程排长，炮声又近了。”他抬头看向江面，黑水无声东去，似在催促人把命留在天亮前。
此刻的世界战火正浓。1月斯大林格勒大雪初霁，德军第6集团军覆灭；5月北非突尼斯投降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成了昨日黄花；同月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，美军已把日军一寸寸逼向深海。战局的风，正悄悄倒向反法西斯阵营。东京参谋本部心知肚明：中国战场若仍泥足深陷，南线再无兵可调，东南亚防线就此摇摇欲坠。于是，他们把目光投向长江中游——宜昌至岳阳两百余公里航道，那里卡着一座叫石牌的山口。
横山勇坐镇汉口，第十一军5个精锐师团10万人马，5月5日拂晓同时发难。作战代号“宜南”，目标一小一大：先抢53条被困宜昌的运输船，再撬动第六战区防线，探一把直捣陪都重庆的可能。看似务实，骨子里却是孤注一掷。
按照蒋介石电令，孙连仲把30万兵力展开在洞庭湖—石牌一线：东翼守湖网，西翼压三峡，中央扼松滋、公安。纸面上严丝合缝，实际却是老问题——火炮不足、弹药紧张、陆空协同生疏。尽管如此，没人愿意让重庆门户失守。毕竟，从宜昌再往西，一江一线，便是大后方最后的屏障。
日军先在洞庭湖区试刀。南县平滩，被誉为“水网迷宫”，可面对装甲舟艇与毒气弹，第二十九集团军顶得极苦。5月9日傍晚，阵地终被蚕食。彭士量部突围时，才二十出头的团长陈涉藩中弹倒下，临终喊着“兄弟们，别顾我”。一句话，夹在高射机枪的噪声里，却震得岸边芦苇簌簌抖动。
然而日军并未尝到围歼主力的甜头。湖泊、沼泽与伏击，把横山勇的日程表拖得稀烂。接着是更棘手的山地。第三师团、十三师团南北分进，5月22日才摸到石牌外围。对面，胡琏第11师已在黔头山、北斗山、千丈坡凿出明碉暗堡，炮兵则把岸壁炸出一个个蜂窝洞，用来藏身与反击。
石牌外表看似孤零，只是一块花岗巨岩插在江心，实则山岭逶迤、河谷纵横，配合滚滚长江，天堑顿生。吴奇伟的一纸命令传下：阵地退可退一步，但石牌一步也不准丢。第11师官兵听明后，索性把船只凿沉，堵在江心，只留单程路给自己——或死或胜。
5月25日，日军炮击开始。浓烟一天不散，北斗山白石被炸得呈现焦黑。午后，敌军连续三次冲锋都被近距离机枪压了回去，双方尸体混作一堆。夜色里，中国兵把战友遗体抬回岩后，匆匆掩埋，再摸黑返回前沿。次日清晨，胡琏站在半截碉堡前，只说了六个字：“弟兄们，坚持住！”然后转身下到壕沟。
有意思的是，半空突然出现了陌生的轰鸣。5月26日开始，中国空军与驻昆明的美军第14航空队各出动上百架次P-40、B-25，连续轰炸枝城至公安的日军集结地。滞空优势一旦易手，日军补给线就像被割断的血管，再猛烈的步兵攻势也无法持久。
此时程中尉的绝笔家书还未寄出，军邮袋被埋在弹坑边。28日拂晓，第十集团军从渔洋关反扑，切掉了日军退路；同日湘北方向的第七十四军在澧水河口咬住日军侧翼。三面攻势令横山勇大惊失色，仓促下令撤退。夜幕降临，日军企图重渡长江，结果在炮火与飞机夹击中船毁人翻，江面浮尸随流而下，惨烈不输淞沪。
6月3日，磨市外围被中国军队重新插上青天白日旗，赤鹿理率残部狼狈突围。再过十余日，公安、松滋尽数光复，长江复归宁静。鄂西会战至此收束，中国军队伤亡约3.2万人，却换来敌军2.5万以上减员，加之被击毁的火炮、艇船无法补充，日军自此不敢再对重庆动心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战后统计显示，第十一师在石牌阵地平均每名士兵仅剩30发子弹，炮兵连夜熔化电话线铸造炮弹破片，工兵把手雷拆成三份接着用。物资缺口被血肉弥补，这也是石牌能与斯大林格勒并提的底气所在。
《新华日报》7月9日的那篇《追记石牌保卫战》传遍后方，街头茶馆里议论声不断：“原来石牌还在，咱们还有底气。”对于深居西南盆地的重庆百姓来说，三峡枪炮的回声仿佛就在耳边，夜半梦醒，才晓得自己已被这三万血肉筑起的墙守住。
程中尉最终活了下来，他的信却没来得及烧。几年后，他把泛黄信纸折得整整齐齐，说那是兄弟们留给他的提醒：人活着，要记得那年石牌的火光。对于整整一代亲历者而言，石牌不只是一个地名，而是一种无法交出的阵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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